采真．「藝」學館 tsaichen - arts - institution

故一個人不論讀書或做事，都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作依準，有了方針既能堅定自己的信念，奮發不懈，最後方可水到渠成。這就是「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真正道理。

      采真·「藝」學館

FUSE是蜚聲國際的英國搖滾小提琴組合，由有「世界小提琴閃電手」美譽、同時為「全球演奏小提琴最快」的世界紀錄保持者 本•李（ Ben Lee ），以及才貌雙全的著名英國美女小提琴家兼模特兒 琳茲•斯托帕德（ Linzi Stoppard ）組成。以搖滾的風格為英國古典樂壇帶來衝擊，並火速紅遍國際。 

小提琴手本•李（ Ben Lee ）是一名來自英國蘇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市的天才小提琴家，他從5歲起就開始練習小提琴，16歲時就獲得了英國《每日電訊報》的年度青少年爵士樂作曲家頭銜。2010年以小提琴在〝 一秒鐘彈奏13個音符 〞的驚人速度而成為世界紀錄保持者。之後Ben Lee又接受挑戰，希望打破《大黃蜂的飛行》（ Flight of the Bumblebee ）演奏速度！ 

《大黃蜂的飛行》向來有所謂的「一分鐘障礙」，想在一分鐘以內演奏完畢幾乎是天方夜譚。Ben Lee的第一次嘗試漏掉了三個音符，沒有成功，但他一週後就奏出64.21秒的好成績。再隔了一個月後，他以58.515秒成功演奏了全曲，正式宣佈打破「一分鐘障礙」。 

如果你是全球演奏速度最快的小提琴手，想為自己的一雙「玉手」保險也是很合理的事。英國小提琴手Ben Lee是金氏世界紀錄（ Guinness World Records ）保持者，他日前就為自己投保了三百萬英鎊的保險。因為現在他可是靠著一雙快手到處表演，這樣的生財工具當真不寶貝不行。 

Ben Lee的傳奇當然不止於此，受到英國王儲賞識常被邀請到宮廷中表演外，也經常在世界各地的音樂會和慈善派對上進行演出。本•李（ Ben Lee ）和她的搭檔兼妻子 琳茲•斯托帕德（ Linzi Stoppard ），組成的搖滾小提琴二人組FUSE精彩的演出獲得奧地利水晶品牌Swarovski垂青，將目前全球僅有的2部「水晶小提琴」致送予FUSE作世界性表演，水晶小提琴面佈滿以人手貼上的5萬粒水晶，價值超過千萬港元。 

英國搖滾小提琴樂隊界的翹楚FUSE，於2013年與著名珠寶設計師 西奧•芬內爾( Theo Fennell )，斥巨資打造了兩把最“珠光寶氣”的姊妹小提琴。它們的琴身上有24克拉的鍍金，還裝飾有紅、藍寶石，在琴柄處還鑲有頭骨狀的鑽石，體現了FUSE的搖滾風格，每把琴的價值預計超過200萬美元。看來要找到全身上下都比Ben Lee「華貴」的小提琴手，還真是不容易呀。

基東·克雷默 Gidon Kremer 的公開聲明：

在活躍於當今樂壇的小提琴名家中，基東•克雷默 ( Gidon Kremer )是非常獨特及脫俗的一號人物。基東•克雷默（ Gidon Kremer，1947年2月27日 ）蘇聯小提琴家，出生於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是一名小提琴家及指揮家。由於父親及祖父都是提琴手，克雷默4歲時在家中接受音樂啟蒙教育，7歲時進入里加音樂學校，接受正式的音樂教育。18歲離開老家赴莫斯科音樂學院，跟隨小提琴大師大衛•奧伊斯特拉赫（ David Oistrakh ）習琴。1967年，克雷默在比利時伊莉莎白女王國際小提琴比賽獲獎並開始揚名。 在蘇聯境內進行了持久的巡迴演出之後，克雷默在70年代中期開始在西方樂壇中暫露頭角。 1975年他在德國舉行了第一個音樂會，1980年克雷默移居西方，此後在國際樂壇上頻繁亮相。 

從1981年到1991年，克雷默是奧地利洛肯豪斯 ( LOCKENHAUS )國際室內音樂節的領導者。 他創辦這個音樂節的目的是讓年輕音樂家有機會呈獻具有創意及挑戰性的室內樂。 音樂節的曲目也被克雷默以及與他合作的音樂家們介紹到世界各地。 1992年7月，克雷默小樂團 ( KREMERata MUSICA )在洛肯豪斯創辦，專門演奏舒伯特及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 

早在和奧伊斯特拉赫學琴的時候，克雷默就熱心於演奏當代作曲家的新作。 西方觀眾之所以會聽到前蘇聯的作曲家如施尼特凱、帕爾特、古拜杜麗娜及德尼索夫的作品，克雷默功不可沒。 他不是依靠演奏別人不再演奏的作品來尋求新奇，掩飾自己的個性不足，而是恰恰相反，越是新穎創新的作品，他演奏得越出眾，個性體現得越生動。 

1987年，克雷默與世界最著名的古典音樂唱片品牌「德國留聲機公司」( Deutsche Grammophon )簽署了第一份專屬合約，自此成為了該公司旗下的演奏家。 他所灌錄的曲目包括了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大提琴雙重協奏曲、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維瓦爾第的四季及莫扎特小提琴協奏曲全集等。 

克雷默也與其他演奏家合作錄音，如與鋼琴家阿格里齊合作演奏貝多芬、舒曼、巴托、亞納切克、梅西安及普羅高菲夫的作品;與小提琴家葛林丹可合作演奏巴洛克氣息和現代精神的融合之作「施尼特凱的第一號大協奏曲」等。 他也曾錄過格拉斯的小提琴協奏曲，還有施尼特凱的第五號大協奏曲及第二、第三小提琴奏鳴曲等，從錄音到演奏都令人嘆服。 

克雷默擅長演奏現代作品，同時也瀟灑漫步於古典領域。 1992年現場錄製的貝多芬小提琴協奏曲，音色美妙絕倫，感情充沛自溢。 在這麼長的篇幅中，很難自始至終保持這樣純美的聲音。 第一樂章被處理成長河浩大的規模已成定式，但克雷默一反其道，以更加活躍的姿態出現，頗顯精悍。 第二樂章神聖的靜謐感尤其出色。 第三樂章以輕快、乾淨的演奏來營造跳躍的氣氛，更加生動感人。 

除了擁有多個得獎錄音外，克雷默也獲得德國唱片工業協會1981年度藝術家的榮銜。1982年，他獲得了法蘭克福音樂家獎、西門子音樂獎獎及由錫耶納基賈納音樂學院所頒發的伯爵獎。 1987年，由於對錄製音樂的特別貢獻，他獲得了德國金唱片獎的榮譽頭銜。 1992年，德國政府更頒發了最高民事勳章給他。 

作為一個無畏的探險家，一個敢於向傳統挑戰的人，一個為遭受不公正對待的作品仗義直言的小提琴家，克雷默被許多評論家看成是二三十年代胡貝爾曼的最佳繼承人。 兩位小提琴家對紛紜複雜的時代都有異常敏銳的嗅覺，兩人在不拘一格地處理音樂作品上同樣具備驚人的膽識。 克雷默在曲目的選擇上比胡貝爾曼廣泛得多，他不僅對新作品投入了巨大的熱情，而且對許多不常聽說的小作品也傾注了同樣的心血。 從一定意義上說，克雷默是一位幫助我們跟上時代步伐的藝術家。

 

（ 本文是謝宇程在TEDxNTNU演講的重點記錄。） 

過去二十多年來，教育界有許多改變，但少有改變的一件事是，我們一直在教改。 教改了這麼多年，我們對教育有比較放心、滿意、樂觀嗎？如果沒有，原因是什麼呢？有人說問題出在教育部長，有些人要總統負責，有人責怪老師和學校。但是，有沒有一些因素，是我們都忽略的呢？我從高中到大學的經歷，也許可以作為一個案例，和大家分享。 

在高一升高二的分類組，可能是人生第一個重要的選擇。當時，我心裡希望選一類，因為我對語言有些擅長，也對社會和人群好奇。我去書店或圖書館，一向直直走向人文社會書區。但我父母希望我讀三類，日後當醫生。我們吵了一架之後，三加一除以二，我讀了二類。我認為少讀一科生物，也是我的協商成果，還有些高興。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決定，對我自己有什麼樣長遠的影響。 

高中在用功讀書當中過去了，直到聯考完，得到不錯的成績，才開始認真想大學和未來的事情。我突然發現，我看完工程類的科系，看到它們的課程，我一點也不好奇，也不想當工程師，這下子才發現誤會大了。

在所有二類組可以選的科系之中，我發現工商管理系的課程，我相對不排斥。並且，如果日後成為成功企業家，例如林百里、張忠謀，似乎也對社會很有貢獻。進了這個科系之後，才再次發現，其實課程也無法讓我感興趣；林百里、張忠謀等企業家，也沒有讀過管理科系。我又誤會了。 

因為對工商管理系的課程、商管財金類書籍、財經報章雜誌都打不起興致，我不希望自己日後的工作，又沒興趣又不擅長，於是我開始找第二把刷子。當時政府在提倡生物科技，看來日後有前景，加上我小時候在祖母家院子裡種花拔草頗有美好回憶，於是我選擇申請雙修植物系。 

申請上植物系之後，讀了兩年，再次意識到，植物系所學的，並不是種花栽樹。那時，所有研究的重點都是細胞中的DNA，所以最重要的科目是生物化學，其中有許多要背誦記憶的專有名詞，還有無盡的實驗。這樣的學習內容，若反映了日後的職涯，那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發現自己再次誤會了。 

我要在一個不喜歡、也不擅長的領域繼續待下去嗎？日後要和其他喜歡又擅長這個領域的人競爭，我有可能卓越出色嗎？最後我仍然選擇，要回到自己比較關切的領域，也就是社會和人的課題。於是我在大學畢業後，再學習政策領域，成為政策分析人員。 

在高中和大學所學的數學、自然、商管，對我後來的幫助頗為有限，而我後來需要用的知識和能力，都在我24歲之後從頭學起。從後見之明來看，這樣使用時間的方式不太明智，我也浪費了頗多學習資源，我在植物系、工管系的學習機會，也許給另一個人會更適合。 

這該怪誰呢？該怪教育部長嗎？我選志願，是他建議、或他規定的嗎？我發現，應該檢討的，至少有一個就是我自己。我用輕忽的態度，來看待這些對我生涯影響重大的選擇。 

而我，也許不是少見的個案。在台灣，有不少家庭和學生，在選擇生涯目標時抱持輕忽的態度，認為少數的職業，例如醫生或律師，是最好的職業。適合每個人而且要優先爭取。在選擇學校科系時抱持輕忽的態度，認為讀某些學校科系就代表必然的成功，某些學校科系畢業的人日後會比較失敗。我們比較少思考「什麼是該學的？」，比較常思考「什麼是會考的？」、「學什麼有助於我的名次和升學競爭？」。 

這樣的學習模式所培養的孩子，長大之後，造就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又得到了什麼樣的生活呢？和我同輩上下五年的朋友，許多人過去和我一樣努力拼升學和成績，現在的工作環境卻是長時間加班，薪水不成長甚至倒退。這樣的學習方式，我們要繼續維持下去嗎？ 

有人（包括我自己）問過我，會不會這樣的情況已經改善很多了？從很多的資料和訪談中，我發現中學以上的學習模式，整體而言改善有限。就在2013年11月底，有一位台大的學弟，進入一個不合適他的科系，他成績很差，想要休學重考；在和媽媽激烈爭吵後，跑到高樓上跳下來，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我認識另一個學弟，他是一個非常聰明、有創造力的年輕人。他「誤打誤撞」進入了會計系，在會計系的重要科目中，他的創造天分沒有辦法運用，反而對他的學習有礙。他的成績非常不理想，差到無法申請轉系，他對自己非常沮喪，甚至最後要吃藥物來維持生活。幾個月前，他休學當兵了。 

這幾年比較常見的，並不是家長和學生拿回他們自主規劃的權力，反而是更高程度的放棄。舉一個統計數字來說，在過去10年之間，台灣補習班的數量，成長了兩倍以上。我們不能說補習都是壞的、百害無一利，但是不能否認，更多學生，花更多時間在補習班，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他們下課之後，更多的時間用在重複白天學過的東西，而且更少為自己安排和選擇、更少參加社團練習溝通與合作、更少時間運動，也更少時間讀課外書。 

教改，該由誰改？我們希望教育現況有所改善，要從誰開始？若父母和學生，繼續輕忽他們選擇的責任和權力，跟隨社會上來路不明的說法、盲從2、30年來「大家都這樣」的風氣，許多學生就可能在大學讀完時後悔，在研究所讀完時才發現人生走錯了路。 

如果父母和學生，判斷和選擇的方式沒有改變，教育不太可能改善。如果我們繼續花大量的時間和資源在教育上，只是為了盲目地、不顧學生特質與世界實況，將擠入某個學歷窄門視為教育目標；所有的升學制度改變，很有可能只是讓教育換一種方式被扭曲。父母和學生，看起來沒有權力和責任，其實大權在握、責任重大，因為每個人的生涯，說到底還是由自己決定的。 

其實，我們對生活的許多層面，都很主動、積極、慎重地判斷和選擇。我們與朋友選一個地方聚餐前，常常花不少時間讀食記挑餐廳。在外出旅遊前，往往花很多力氣調查哪裡好玩、該吃什麼、景點怎麼去…。我們的學習如何安排與選擇，和一餐飯、一次旅行相比，重要多少倍？我們有沒有付出相應的時間和精力去做規劃與判斷？ 

對我們的上一代而言，在他們成長的30年前，要說自主規劃，可能太奢侈了。在那個時候，大部分人是農民或工人，能成為醫生或法官，也許真的是少數人的幸運。那時候資訊不發達，各種領域的發展和變化，一般人很難掌握。當時也沒有網路科技，一切的知識，都在少數大學圍牆之中，不進去，就得不到。 

但時代硬生生就是改變了。 現代社會更加多元。當我們提到社會的英雄、「台灣之光」，我們比較少聯想到台大法律系畢業的高官；我們比較常想到廚師（如阿基師）、作詞人（如方文山）、設計師（如蕭青陽）、運動員（如陳彥博）、藝術家（如楊惠珊），或是導演（如李安）。 

現在，也有豐富的資訊例如節目、雜誌、書籍、網路文章，告訴我們各種領域的實況，以及未來的展望、變遷、挑戰與機會。在WikiUrSchool、Innovation Open House等網站中，則集結了許多人的學習經歷。幫助家長和學生更了解學校與科系，做出更好的選擇。課程與知識，也不再鎖在校園之中，Coursera、Edx等網站，中全世界最好的大學，把他們最優秀的教授、最精采的課程，分享給世界所有人。 

因為少子化，再過幾年，不再是學校選學生，而是學生選學校。現在每年，大學錄取總額是33萬人，但在87年，全國新生兒只有27萬，即使全部出生人數都讀大學，還填不滿各校的學生招收量。 

選擇自己的路，不再只是「應該」，很快將會是「必需」。大考中心已經決定，到民國110年的時候，將完全取消指考，升學只能經由推薦甄選。到時候，學生不能等考完試，再拿成績去碰運氣；每個學生都要回答自己、回答家長、回答面試教授，他為什麼要讀這個科系？而他又做好了什麼準備？ 

在這個新的環境之中，我們看待教育歷程中的選擇，顯然該有新的心態、新的作法。 

過去流行的一句話是：「學以致用」——先不管為什麼要學，學到了某種知識與能力後，想辦法用在職業上就對了。未來，可能更合適的模式是「用以致學」——你先思考要走向什麼樣的未來，又需要用到什麼樣的知識與能力，然後想辦法去學習它。 

我們想像教育的樣貌，不必再將它比喻為一場競爭。如果最後，事實上是，大家要走不同的路，我們各從事不同的事業，又哪來那麼多的競爭呢？何必和班上同學計較排名呢？在學校中的同學，應該是陪伴彼此探索世界的同伴；學校的功能，應該是個探索的基地，讓學生飛向廣闊的天際，而不是驅策學生在一條跑道盲目前行。 

我們學習的內容，也不必再依賴教科書來限定。我們早就體會到，教科書外的知識能力不見得不重要；教科書內的，也不見得是人生錦囊。我們應該儘早讓學生瞭解知識的浩瀚無邊，透過網路、圖書館，讓學生在其中悠遊，挑選他們想學和需要學的內容。 

老師和學校，用一樣的教材、一樣的內容、一樣的進度，來教每一個學生，這樣的模式，也該停留在過去。我們要期待的是，教師和學校，視學生的特性，協助他們發展出獨一無二的自己、最適合他們的未來。工業化、生產線，大量生產同規格、同性質商品，不再適合未來的教育。大量生產的物品，勢必價格低廉；未來的教育，需要的老師是「藝術家」——讓不同的石塊，被刻成獨一無二的雕像。 

老師和學校，也該用不同的方式，來定義與衡量教育的成效。畢業生的升學率、考上某學校某科系的名額，並不是學校的首要目標；教出多少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教出多少幸福快樂的人、教出多少樂在工作的人、教出多少有自信心的人，這些指標更為重要。 

這些目標多久後會發生？不一定，這是個互相影響的過程。如果家長和學生，催促學校和老師走向這個方向，而學校和老師又鼓勵家長和學生，這樣的理念將比較快成為現實。如果其中任何一方抗拒、排斥變化，要推動改變都將困難重重。 

因為我希望這樣的改變更快實現，我寫了一本書，《做自己的教育部長》，並且在我的網誌「學與業小棧」中，持續探討，如何用更廣闊的視野來看待教育。甘地說，「如果我們希望某個改變發生，就要由自己開始實踐這個改變。」我期待家長和學生也明白，若希望看到更好的教育環境，自己就不能靜靜等待，或停留在指責抱怨。因為，真正做出決定的，到最後，仍是家長和學生；我們都要明白：教改，不能只叫別人改。